由游戏《瘟疫》引出对疫情应急举措的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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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瘟疫(Pathologic)》是一款第一人称视角的冒险游戏,其创新性的开放世界和恐怖氛围给玩家营造了独特的 RPG 体验。在这趟难忘的旅程中,玩家将控制三位角色,他们都试图从致命瘟疫中拯救一个神秘小镇。本文作者认为这款游戏是对现实的类比,很适合在当下特殊时期静心体验,通过经历各种艰难的抉择,明白自己在真正面对疫情时该做些什么。


《瘟疫 2》是由 Ice-Plick Lodge 于 2019 年发售的游戏,开局不久,玩家操作的主角阿特米·布拉克(Artemy Burakh)梦见了童年时的家,门外不远处有一条铁轨。每个房间里都站着一些似曾相识的人,但转瞬间又消失不见,化为一群全身黑衣、带着白色面具的「悲剧演员」,仿佛时空停滞般僵在原地。



在最深处的后室里,一名面无表情的高大男人沐浴在红光里静止不动,但那光芒却没有透出窗外。你无事可做,只能再次关上房门。


在你儿时的睡床上,躺着一位发热脱水的年轻女孩,她是个瘟疫病人,看似尚有挽救余地。你冲向院子里,从水桶里打来一些水,却发现后室的房门又敞开了,红光下的男人没了踪迹。


他所立之处,只余一口棺木。


你继续赶往女孩的病床前,在外面的大厅里撞见了「学士(Bachelor)」和「换生灵(Changeling)」,他们是《瘟疫》首作的另外两位主角。二位此时正争吵不休,然后也同样消失不见,各自化作「悲剧演员」。


在你的童年卧室里,穿戴斗篷和鸟嘴面具的「执行人」伫立在女孩床边,他可能是一名护工,也可能是《死亡与生命》油画左侧的「死亡」,巨大的身形阻碍了你迈向病人的步伐,然后你从梦中猝然惊醒。



血液的本质


血友病是一种会造成凝血功能障碍的不治之症。虽然也有非遗传性的例子,但大多病例还是来自先天遗传。血友病患者发生内出血或外出血时,身体的凝血机制无法正常发挥作用。因此关节受损会造成淤伤血肿,头部外伤则会导致脑出血。


血友病患者的血液中缺乏某种与凝血功能相关的凝血因子(血浆蛋白),B 型血友病为第九因子,A 型为第八因子。血友病的治疗手段则是为病人注射他们自身所缺乏的凝血因子。自 1992 年以来,第八因子和第九因子已经可以大规模人工生产,但在此之前,它们只能从人类血浆中提取。



我依然记得,在 911 事件数日后,我陪姑妈到基督教青年会体育馆献血。我对这件事一直印象深刻,因为那是我第一次真正理解了血液作为物质存在的本质:血是一种「公用组织」,它是我身体里的一部分,但同时也可以被捐献、被改变或是与他人共享。


在《瘟疫》中,其中两位主角认为血液即是一系列「沙疫」的源头。医学学士丹尼尔·达诺夫斯基是草原镇(Steppe town)上的外乡人,他假定疫病的源头就是地底沉积的腐败牛血,主要由小镇的大型公牛屠宰场渗入地面。


生长在草原上的阿特米·布拉克则逐渐认识到「多面体」尖锐的地下人工结构给大地造成了创伤,而大地的伤口正是疫病之源。在这具有象征性的世界里,或许是大地之血污染了草原镇,又或许是城镇如罹患血友病般血流不止。



在 1985 年之前尚没有针对 HIV 病毒的检测方式,第八因子和其他血浆衍生物都被认定是相对安全无害的。虽然制备过程中的过滤和加热处理可以阻止细菌和微生物的传播,但据兰迪·希尔茨所著《世纪的哭泣》所叙,过滤程序并没有考虑到病毒的存在。希尔茨指出,在当时,血友病患者的乙肝和甲肝发病率很高,二者皆是血源性疾病。


据希尔茨所述,血友病患者中最早的艾滋推定病例是迈阿密的一位匿名男性,他于「1982 年初」死于肺孢子虫肺炎。其中最著名的案例是 1984 年被确诊的青少年瑞安·怀特。怀特不是同性恋,也没有注射毒品的经历,他和著名演员洛克·哈德森的病例促使美国开始重视并对艾滋病积极采取措施。


兰迪•希尔茨


由于早期感染者主要是男同性恋者和注射毒品的受众,面对艾滋病的流行,里根政府极不理智地选择了无动于衷。对当时势头正盛的福音派右翼而言,艾滋病简直就是一场完美的「道德瘟疫」。用里根自己的话来说,人们不应把艾滋病预防教育看作是「价值中立」的措施。


除去道德方面的考量,艾滋病毒在血液中存活,而血液是「公用组织」,对异性恋伴侣的后代和男同性恋者都一视同仁,如果疾病摧垮了其中一个群体,那么另一方也难逃厄运。大家的命运都维系在一起,假若听之任之,一场瘟疫就足以剥夺一切生机,徒留遍地棺木和争斗不休的「悲剧演员」。



定夺生死


在《瘟疫》里,体验医学学士丹尼尔·达诺夫斯基的路线时,你会发现那些死板的地方政治会让你寸步难行。据油管主播 Harry Brewis 所说,最初几天的游戏体验简直就是一个「痛苦体验模拟器」。在这条路线里,达诺夫斯基花了所有时间去尝试对这个拒绝被拯救的小镇伸出援手,由此表达了对英雄主义的否决。


达诺夫斯基面临的最大阻碍就是不可撼动却又反复无常的官僚地方统治。在本地医生伊西多·布拉克(Isidor Burakh)死后,草原镇失去了能够指引人们度过疫情的中心人物。剩下几个统治者家族组成松散联盟,各自心怀鬼胎,说服他们通力合作简直是天方夜谭,而这艰巨的使命就落在了学士的肩上。



喀麦隆政治理论家 Achille Mbembe 在《死亡政治(Necropolitics)》这篇论文中描述了一种建立于死亡之上的政治体系。「很大程度上,最高统治权的终极表达形式就是决断生与死的权力。」统治阶层的权力不仅源自于有能力杀死它的人民,更是能将他们暴露在死亡的威胁之中,同时也能保障特定的人从中存活。


在此之前,也有其他人将《死亡政治》与冠状病毒的流行作了联系。各国政府面对不断增长的病例和死亡人数所作出的反应,似乎是 Mbembe 的理论在西方世界最赤裸也最普适的体现。对美国来说,这是本世纪以来首次无需玩弄什么手腕就能活用「死亡政治学」的契机。这次疾病不局限于吸毒者、血友病患者或 LGBT+ 群体,每个人都有感染新冠的风险,如此说来,政府的不作为将导致我们所有人都面临死亡威胁。



在美国,令人不安的不仅是弃我们于不顾的当权者,我们的政体有着严重的缺陷,但它具有代表性。尽管「特朗普需为糟糕的新冠应对措施负责」已是普遍共识,但除此之外,我们的医疗和公共健康基础设施早在 2016 年以前就开始衰败。我们的呼吸机供应不足是有原因的,既有经济层面的,也有社会因素,而且早在数十年前就显出端兆。


联邦政府对流行病毒的响应不及时所引发的混乱,几乎可以说是自断后路的典型。如果所有人都有感染风险,那些负担不起治疗费用的人们就成了这场道德瘟疫里的「罪人」。当一个国家将它的人民暴露在死亡风险之中,通常那些最弱势的群体最有可能死去。



随着学士路线剧情的推进,他放弃了许多曾经看似绝不可退让的理想,这个过程很是吸引我。起初,他带着战胜死亡的雄心壮志来到这个镇子向伊西多·布拉克讨教,随着故事进展,他把目标降低到延缓死亡蔓延(保护目标先是镇民,然后改为镇外的乡村,最终,他能做的只有保护自己和身边的人)。据《瘟疫》维基记录,游戏设计档案中写到达诺夫斯基「如此执着于对抗死亡的崇高斗争,以至于忽视了周遭每一条生命的价值。」


最好的例子就是他决定牺牲草原镇拯救外部世界的最终计划。阿特米·布拉克的目标是制造一剂万灵药,而达诺夫斯基想开发的则是疫苗。他希望能给所有健康人都接种疫苗,然后让军队的大炮把所有感染者葬送在炮火中。即便这个计划完全顺利,达诺夫斯基所做的也是难定是非的「死亡政治式」抉择:草原镇之外的世界也许安全了,但却把瘟疫的受害者排除在外,任由他们自生自灭。



这种不平等的应对措施与特朗普拒绝至尊公主号邮轮入境出于同样的理由:「我希望那些统计数字呆在它们应该呆的地方。」对于特朗普和达诺夫斯基而言,一劳永逸的方案远比解决当务之急重要得多。尽管这看起来情有可原,但我们不能忘记:一个群体的健康程度取决于其中最衰弱的成员,在学者的结局中,即便是幸存下来的人们,也因为感染者的死亡而变得更加脆弱了。某些剧情线甚至会揭示镇子外的世界其实不需要被拯救,实际上,草原镇以外的世界可能根本就不存在,这让他的抉择更加显得虚无。


归根结底,学士所能做的一切努力都只是徒增烦扰。



生于舞台,落幕何去


《瘟疫》的两部作品都是以戏剧风格呈现的,这倒是游戏内容里最让人容易领会的部分了。人物对话散乱无章,其中晦涩难懂的深意由身着戏服的「处刑者」和比划着哑剧动作的「悲剧演员」传达,并用刺目的鲜红加以强调。在《瘟疫 2》中,脏卜师(以动物内脏占卜的僧人)会遇见自己的童年好友,而此人的影子化身为了「悲剧演员」。他在藏身处打开一个保险柜,他的影子则如同往常一样静止着,以鞠躬的动作夸张地打着手势,示意你查看柜子的内容物。


《瘟疫 2》的剧情衔接着《瘟疫》的结局,在开场白中这样写道:「第十二天:脏卜师划下分号。」不过,《瘟疫》的故事并非已经注定好的,而更像是一出舞台剧的粗略大纲,要先经历排练,再得到重新诠释,每一次重演时都有所变化。



我觉得在当下的特殊时期玩《瘟疫》并没有什么不合适,尽管剧情主旨十分阴暗,但游戏所展现的并非绝望。这是一个有关痛苦的故事,但这些痛苦被塑造成一个学习的过程,你在游戏中可能会搞砸很多事,但也有机会让事情走上正轨。


安东尼·福奇博士是美国新冠疫情防治的核心人物,他自 1984 年开始任职国家过敏与传染病研究所所长,从美国艾滋病流行开始就同时监管了各项公共卫生干预措施。《世纪的哭泣》中并没有写到太多关于他的细节,但希尔茨确实提到了他,大多只是一笔带过,主要批评了福奇 1983 年为《美国医学会杂志》撰写的社论。


安东尼•福奇


希尔茨不是第一个发出批判的人,也不会是最后一个。艾滋平权联盟(ACT UP)的创始人拉里·克拉默曾在一封公开信中公然指责福奇是个杀人凶手,并将其与阿道夫·艾希曼(二战针对犹太人大屠杀的主要责任人和组织者之一)相提并论,并称他为「无能的白痴」。据纽约时报报道,福奇对此的回应是:「哇哦,这话我记住了。」


不过,在 1987 年希尔茨的著作发售之后,福西逐渐成为了对抗艾滋病的领军人物。在克拉默被诊断出艾滋病和乙型肝炎后,福奇(依旧是根据纽约时报的报道)直接参与了他的治疗,并由此在实验治疗领域为自己挣得了一席之地。与希尔茨记录的大部分患者不同,克拉默如今依然在世。


拉里•克拉默


我无法将福奇与《瘟疫》系列的某个角色具体比较,但我可以看出这游戏就是对现实的类比。在《瘟疫》中,每个可操作角色都有一群与之关联的 NPC。在游戏里,玩家每天真正且重要的目标只有一个,那就是防止与你有关联的人感染瘟疫,你成功拯救的人越多,就越有可能达成好结局。


这是一个以互帮互助为出发点的游戏机制,胜利的关键就是保护那些与你亲近的人,他们也会反过来回报你。而在传染病流行时期,这其实是你唯一力所能及的事。



在写这篇文章的期间,我正从新冠疑似症状中逐渐康复,虽然我已自行隔离了两个星期,但始终没机会接受核酸检测。我的家族长期有着自身免疫疾病史,且会随着年纪增长而恶化。所以从这方面来说,假设我在年轻力壮的时候不幸感染新冠,那也算是万幸了。我现在才 23 岁,如果到 33 岁时感染肺炎,怕是很难存活下来。


与此同时,我也很担心家里的长辈们,他们面临的危险要比我大得多。我父亲之前打电话来,说他想接我去他和我母亲居住的小镇,多接触大自然以躲过疫情的影响。我拒绝了他的邀请,因为我得留下来给盆栽浇水,以及给猫铲屎、投食。通话后第三天,我就发热 39.4,这让我不禁意识到,如果当时同意了父母的邀请,那就有可能把病毒传染给他们。



于我而言,新冠病毒的流行给我带来了许多全新的认知,其中最重要的一项是:即便是最不经意的行为,也有可能造成对身边人的保护或伤害。这个想法让我既宽慰又恐惧,不过,正如《瘟疫》所传递的那样:每当我们犯错时,总能找到其他机会让事情重回正轨。


结局仍未上演。也许当帷幕落下之时,我们都将得到救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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